國學夏令營小編分享：屈原是“楚辭”的代表，也是中國古代第一位真正的詩人，而更為重要的是，他為追求真理和自我完善，不愿與世俗社會妥協(xié)，寧愿自沉汨羅，以保其峻潔品格的超凡行為，令人無限景仰。兩千多年來，無論是作為詩人的屈原，還是作為一個人格類型的屈原，得到了歷代人們的崇敬，甚至進入了我國的民俗，形成一年一度的端午龍舟競渡，其地位崇高不言而喻。1953年，世界和平組織將屈原選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更加提高了他的地位，屈原已經(jīng)成為湖湘文化乃至我們民族傳統(tǒng)文化不可替代的杰出代表。
　　那么，歷史上到底有沒有屈原這個人呢？這個問題的提出，或許會令人感到非常驚訝：這還是一個問題嗎？然而這確實是一個問題，而且圍繞這個問題，在學術界爭論了半個多世紀。
　　早在“五四”以前，四川學者廖季平在《楚辭新解》與《楚辭講義》中，就開始懷疑《史記·屈原列傳》中關于屈原的記載，認為屈原“25篇”，都是秦博士所作的《仙真人詩》，后來因為漢朝人厭惡暴秦，而將其歸在所謂“屈原”的名下。
　　1922年，胡適在《努力周報》上發(fā)表《讀楚辭》一文，文中說：“屈原是誰？這個問題是沒有人發(fā)問過的。我現(xiàn)在不但要問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問屈原這個人究竟有沒有。”并且說：“《史記》本來不很可靠，而《屈原賈生列傳》尤其不可靠。”認為“屈原是一種復合物，是一種‘箭垛式’的人物”，是后人根據(jù)需要而塑造出的“傳說”式的人物，這就像西方的古希臘名著《荷馬史詩》，本來是民間流傳已久的神話故事和英雄傳說，屬于早期口頭的集體創(chuàng)作，后人卻將這些作品的著作權歸于虛構的盲詩人“荷馬”一樣，這是世界上很多民族處理這類作品的主要方式。也就是說，他認為屈原與荷馬一樣，都是虛構的、“箭垛式”的人物，絕不是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而著名學者梁啟超、謝無量、陸侃如等人，則對廖季平、胡適的觀點進行了反駁。
　　到20世紀30年代，又有許篤仁發(fā)表《楚辭識疑》，認為《離騷》為劉安作，《懷沙》《九歌》《天問》等，都是漢代人的作品。1938年由吳越史地研究會出版的何天行《楚辭新考》（1948年以《楚辭作于漢代考》書名再版），約有十余萬字，以一部專著的形式，更詳細、更系統(tǒng)、更全面地否認《史記·屈原列傳》，并進而否定屈原的存在，可以說是否定屈原其人的集大成之作。
　　這一公案在1949年以后又引起了兩次更大的爭訟。
　　首先是1951年，復旦大學朱東潤教授在《光明日報》發(fā)表“楚辭探故”系列論文：《楚歌及楚辭》《離騷的作者》《淮南王安及其作品》《離騷以外的“屈騷”》。在這些論文中，他認為《離騷》是淮南王劉安所作，傳統(tǒng)的屈原25篇及《招魂》等，都不是屈原的作品，并懷疑屈原是否真有其人。緊接著，有郭沫若、宋云彬、沈知方，以及前蘇聯(lián)著名學者費德林等人撰文與之爭論。
　　第二次則是從日本引起的。早在1965年，就有日本國立九州大學岡村繁博士，說《離騷》等作品，是屈原死后人們對他的追敘，是多人的集體創(chuàng)作。此后，廣島大學的鈴木修次等人，也認為《離騷》《九歌》《九章》等作品不是屈原所作，屈原本人也只是一個傳說。日本學者的懷疑以及懷疑的依據(jù)，都是胡適、何天行等人觀點的老調(diào)重彈，并沒有什么新意。
　　那么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的人懷疑屈原的真實性呢？關鍵的問題在于：在目前可見到的先秦所有文獻中，確實沒有關于屈原的任何記載。人們通常認為，屈原“三閭大夫”的政治地位，“入則與王圖議大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的政治影響，創(chuàng)作千古杰作《離騷》的文學影響，還有自沉身死的悲劇命運，以這樣的身份，竟然在史籍中完全沒有留下一點痕跡，這確實是不正常的。我認為，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可能主要有兩個：其一是因為屈原在他的作品《離騷》《九章》中，多次對楚王的行為進行直接而嚴厲的批評，這種“暴顯君過”（班固語）的行為，不容于楚國當時的統(tǒng)治者，所以楚國的典籍故意不記載；其二是有關文獻遭秦火散佚了，故而不傳。大家想一想，戰(zhàn)國以來，天下“橫成則秦帝，縱合則楚王”，秦、楚兩國在政治上的矛盾激烈而不可化解，楚懷王被騙入秦，又客死于秦，更加劇了兩國之間的積怨。這種對立甚至到秦滅六國，統(tǒng)一天下，仍然沒有消除，“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這句當時流傳很廣的口號，便生動地反映了楚人對秦朝的憤懣。而屈原是堅決主張抗秦的人物，又是敵國文化的代表，那么秦始皇作為文化滅絕主義的堅定推行者，將與屈原有關的文獻銷毀，順理成章，并不是一件令人難以理解的事。
　　不管怎樣，要否定屈原的存在，首先要推翻《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的真實性，胡適、何天行等學者就是這么做的，不過因為他們的論證缺乏說服力，所以并不能達到“否定屈原其人”的目的。在這里，我們不妨就此問題略加論述。
　　首先，漢初的賈誼就寫過《吊屈原賦》，篇中寫道：“仄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賈誼離屈原的時代不過一百多年，他本人又是處于漢王朝中心的政治文化名人，因此可以說，這對于證明屈原其人與《離騷》的真實性，是很有說服力的。
　　其次，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桓寬的《鹽鐵論》卷二：“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頃襄。”卷五：“屈原放逐于楚國。”“屈原行吟澤畔。”多次提到屈原，以及他遭人詆毀、流放澤畔的經(jīng)歷。劉向的《新序·節(jié)士》中，也有一段相當詳細的、關于屈原事跡的記載和傳說。這些產(chǎn)生于西漢、時間在司馬遷前后的文獻，完全可以構成一個證據(jù)鏈，作為《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的佐證材料，從而說明這篇文獻的真實可靠。因此，在沒有充分可靠的證據(jù)來證明屈原其人確實不存在的情況下，人們沒有理由去主觀地懷疑屈原的存在。
　　因此，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屈原是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是我國古代第一位偉大的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