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年伊始，最引人關注的事件莫過于方舟子與韓寒之間的“代筆門”論戰(zhàn)。方舟子質疑韓寒的文章是有人代筆。這對韓寒來說，真是“地窖里中槍”。面對方舟子的質疑，韓寒沒有“沉默是金”，也沒有破口大罵，而是據(jù)理力辯，言語中透出理性和機智。
分析動機，釜底抽薪
“代筆門”最早起源于今年的1月15日，有位名叫麥田的網友，公開質疑韓寒的作品，方舟子隨即加入麥田陣營，并扛起大旗。可麥田卻在此時退出，并向韓寒致歉。而方舟子并未放棄，反而對韓寒發(fā)動了更加強大的“打假”攻勢。對此，韓寒說：“其實他（方舟子）很多的所謂質疑內容都是無中生有，甚至轉了很多謠言跟誹謗的內容在里面。他可能很多時候是為了自己的面子在做這件事情。他當時決定加入麥田的陣營的時候，麥田突然之間不干了，他可能有一種要拿著話筒唱歌，別人切歌，正要夾菜，別人轉桌的尷尬處境，他很憤怒，又被很多人架在那里，等于是硬著頭皮要做這件事情。”
在此，對于方舟子的“打假”，韓寒沒有正面反駁，而是迂回前進，通過分析方舟子的動機，給予了方舟子沉痛一擊。韓寒將方舟子的行為巧妙地比作“正要夾菜，別人轉桌”，“拿起話筒，別人切歌”，將麥田撤退后方舟子的尷尬處境描繪得淋漓盡致，從而也使人認識到，方舟子很可能是基于自己的顏面，才硬著頭皮質疑韓寒。如果他真的是出于這種動機的話，他的質疑還有多少可信度呢？質疑辯論對手的動機，可謂釜底抽薪。在生活中，我們也可以向韓寒學一學，遇到論辯對手時，不妨質疑一下他的動機，往往能使對手措手不及。
爭取公眾支持，占領道德高地
面對“代筆”紛爭，韓寒拿出了自己的手稿，并找來身邊見證了自己創(chuàng)作過程的人作證?？煞街圩訁s質疑手稿的真實性，并稱親朋好友作證不可信。韓寒對于方舟子的積極回應也被其看做是“心虛”。對此，韓寒說：“我是一個受害者，受害者做的事情居然一直是在舉證自己……我更多的是為同行擔憂。我之所以寫了這么多文章去反駁，是因為一方面我想為自己說清楚很多事情，另外一方面，這事情一定不能讓他們給做成了、做實了。如果把這事情做實了，那么對整個文字工作者行業(yè)來說都是一個災難。我有這么多的手稿，再加上證人都不能證明我的文章是我寫的，那讓現(xiàn)在在電腦前工作的所有的文字工作者怎么證明？這就意味著某一天當有一個人看你不順眼的時候，他就從你的文章中找茬，因為這種茬其實很好找的，然后有三四個一樣的人，三人成虎，再以訛傳訛，就很容易把這件事情做實了。”
韓寒很聰明，他認識到，自己和方舟子都只是這場論辯的參與者，而真正的裁判是公眾，自己要做的不僅是要辯贏方舟子，更重要的是要贏得公眾的信任和支持。因此，他不僅僅回應了方舟子的質疑，而是把自己的論戰(zhàn)提升到了保護文字工作者行業(yè)的高度，這樣一方面回應了對于自己“心虛”的質疑，另一方面占領了道德的高地，贏得了公眾的好感和支持，對最終贏得這場論辯起到了積極作用。生活中的論辯，往往也是如此，身邊的聽眾往往會成為論辯輸贏的關鍵因素。因此，與人爭辯時，我們不僅要說服對方，更重要的是要贏得他人的支持。
界定核心詞匯，給對手致命一擊
方舟子告訴記者，他對署名韓寒的文章進行分析、質疑、批評，是一種言論和學術批評的自由。“我不抱有惡意的動機，經過分析后得出的結論即使有錯誤，也在合理范圍之內，不涉及侵犯名譽權。”
針對方舟子的話，韓寒反駁說：言論自由是我一直追求的，但言論自由是有界限的。比如說我出門背了個包，你可以說我的包不好看，很丑，很沒有品位，但是你不能說我的包是偷的。同樣，你可以說韓寒文章寫得爛，寫得不好，但你不能說我的文章是抄的。
方舟子打著“言論自由”的大旗質疑韓寒，貌似有理?？身n寒卻通過一個簡單的比喻，理清了言論自由的界限：你可以批評別人的作品，卻不能詆毀別人的名譽。使得方舟子的論點很難再站住腳。在論辯中，對于核心名詞的界定往往是很關鍵的一環(huán)。當別人提出某種論點時，首先要對其能表達核心概念的名詞進行考察，看其所表達的意思是否適用于這個語境，看其涵蓋內容的界限是否清晰。如果能在這個核心名詞上找到破綻，往往能給對手致命一擊。
精妙類比，出奇制勝
方舟子稱，韓寒的文章像是一個經歷過文革的人寫的，而非一個80后。方舟子還找出了韓寒和他的父親在對一些往事回憶上的出入來攻擊韓寒。
韓寒回應道：隔了十三年，回憶起來，十三年前的某一天，你參加別人的一個婚禮，到底是誰先到的，真的是記不太清楚。就好像讓你回憶一下，十三年前的一天，你到底吃的是肯德基還是麥當勞？請問你們能記得非常清楚嗎？他說我的文章像經歷過文革時期的人寫的，其實他現(xiàn)在的行為才像是真正文革的行為。就像延安整風的時候，姚文元、康生把不同的人關在不同的房間里，問他們三年前的某一天他們在做什么事，從口供中找出不一樣的，然后打倒這些口供不一樣的人，說他們說謊，作假。人的記憶都是有偏差的，這種行為本身就是沒有道理的。
方舟子從韓寒的文章中找出一些詞句，捕風捉影、大做文章，以此作為攻擊韓寒的證據(jù)。韓寒在反駁方舟子的同時，舉出姚文元、康生的“文字獄”行為，與方舟子的所作所為進行類比，使得方舟子行為的荒唐性一覽無余。類比是辯論中的一把利器，用那些已經被證明是錯誤的行為或觀點，與辯論對手的行為與觀點進行類比，往往能更鮮明地指出其荒謬之處，出奇制勝。
韓寒向來以言語犀利著稱，然而在這場論辯中，他卻沒有用自己的“犀利”與方舟子針鋒相對，反而是收斂了不少鋒芒，有理有據(jù)，并努力爭取公眾的信任。這大有一種金庸小說中“重劍無鋒，大巧不工”的意味，韓寒以“無鋒”應對方舟子的“槍”，反而取得了不菲戰(zhàn)績，穩(wěn)站上風。
